太监也会过剩

过剩——即便是财富过剩——也不能说是个好现象,它是一个高潮被逆转的界线。历史上,中国经常性地官吏过剩。如唐中宗时,已是“三无坐处”。至唐玄宗登基,“宰相至十七人,台省要职不可数”,中枢政要猥滥。宋仁宗嘉佑八年,距宋代建国仅仅百年,官员数量就“十倍于国初”,以至国家都要拖欠他们的工资了。2011年杜君立的一篇文章说,北京撤并了两个不大的小区,单多出来的处级干部就有4000多人。

在中国,有的过剩还相当稀奇,比如,太监也会过剩。明朝洪武年间,太监机构就多达十二监、二司、七局。但明成化年间,四千名太监还是组织了一次“阉人”游行,要求皇上给他们一份工作。

太监也会过剩。太监也会过剩。太监也会过剩。如柏拉图所说:“如果一个人犯了破坏比例法则的罪,使一个太小的去负担太大的体积——船太小而机太大,身体太小而食太多,心灵太小而权力太大——其结果一定是全部破坏。”柏拉图的“比例法则”是个古老的经验。这在中国的经验里也有,只不过说的更加“文艺”了些。比如,“天上星多月不明,······世上官多不太平”;“房是招牌地是累,攒下银钱是催命鬼”等等。

“身体太小而食太多”,那就肠胃不舒;“心灵太小而权力太大”,那就是暴君酷吏;“船太小而机太大”,那就如今天的产能过剩。

据考证,中国糖业的发展很有历史。梁陶弘景的《名医别录》中即有“取汁以为砂糖”。唐代宗大历年间,砂糖制造技术取得了进步,已能够用砂糖提炼“糖霜”——雪白的细粒砂糖,“其利十倍”,因而大为推广,四川、福建、广东、浙江等地都有生产。北宋之初,即有“甘蔗盛于吴中”。明代以来,广西的制糖业也已经与广东、福建不相上下了。但是,由于此后制糖技术久未改良,自清朝末年起,从“爪哇”等地输入的砂糖与年俱增,国内制糖业也就一路衰落下去。

相似的例子还有茶叶生产。唐代制茶业已经颇为兴盛,普及到中部以南的十二省。至宋代,茶业赋课已是国家重要财源,或由国家专卖,或特许经营。康熙以后,茶叶输出渐渐旺盛起来,到光绪中叶,输出量高达三亿磅。与制糖业没落的原因一样——制茶技术未能改良,而锡兰、爪哇、日本等国的茶业兴起,挤压了“中国茶”的欧美市场。1918年后,茶的出口一再萎顿,出口量仅是光绪中叶的三分之一乃至七分之一。作坊纷纷停业,茶园处处荒废。

一项技术被长期消耗,终有潜力耗尽的那一天。历史上,中国的糖业、茶业因明代覆亡而中挫,清代在生产技术上发展不多,而致从“盛宴”变成了“剩饭”。今天,有可能成为“剩饭”的产业,如钢铁、如光伏、如风电、如等等。

中国式过剩大概源于中国人的“懒”,只愿做“容易”做的事。李鸿章说过,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,倘若连官都不会做,那也太愚蠢了。何况混好了,还可以弄个“世袭罔替”,连子孙们的日子也变得“容易”了。相比于做官,做太监就更容易。只要忍住那一刀,就可能混个紫禁城内的编制。

在中国,容易的事情就容易做“过”、做烂,不容易做的事就“鄙”而远之。探索科学、创新技术是项艰难如登的事业,中国的士子们吃不得这样的辛苦,反要忽悠人一句“大道不器”。从古至今,中国那么多读书人也不曾有一个“发疯”的尼采和纳什。即便今天,中国人对科学技术依然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。做学问的依旧是“天下文章一大抄”,做技术的流行“一偷二仿三山寨”。

即便是山寨,做房产还是比做技术容易,所以,中国的房地产再度把国家产业级别拉低了,空城鬼城成为又一种标志性的“中国式过剩”。当然,还有更容易做的事情,那就是印票子,因此,流动性也就长期处于过剩状态。

中国人总是不能持久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科技进步上面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莘莘学子还高喊着要“勇攀科学高峰”,而如今的学子们在想什么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;中国的企业对技术进步更无兴趣,而是倾情于炒房、炒股的非主营业务;中国的银行也不再支持实体经济而玩起了“表外业务”。

斯彭格勒在《围困巴格达和中国崛起》中断言:创新是美国领先中国的唯一途径。同样,中国崛起的唯一途径也只有创新技术。否则,捡着别人的技术做产业,只能是做什么过剩什么。钢铁、水泥等旧产业是这样,光伏、风电、单晶硅等所谓新产业也是这样。

中国的复兴事业不是一件“容易”的事,如果不能实现科技的巨大进步,那么,过剩的还有我们的信心和梦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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