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写作不需要去突破外部社会的限制时

当写作不需要去突破外部社会的限制时。萨米亚特,最初的意思,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。这个曾经标志着血性与良知的词,因社会的民主与自由的不断拓展,我们可以理解得更加明亮简单一点,即独立的言论与表达。尽管,在这个词的意义范畴,引入这一个维度:反抗现存社会的非正义体制与非人道秩序,可以或多或少增加这个词的道义色彩。但是,对于作家来说,写作首先不是一种良心的实践与表达,也不是一种责任性的行为。重要的在于写作对写作者的意义。作品的社会价值,是后加的东西。

当写作不需要去突破外部社会的限制时。捷克作家伊凡•克里玛说,写作能够赋予人获得自由的力量,使你进入真实生活难以进入的地方,甚至是被绝对禁止的空间。那么,假设真实生活是开阔的,不受禁的,写作所赋予人的自由,在价值上,是否就变轻了?当写作不需要去突破外部社会的限制时,个体的自我限制,依然存在,需要被突破。所以,每一个时代,都有它自己的关于自由的理想,而此理想又可以被另外时代的理想所超越。

独立并不意味着超越。独立本质上是消极的,不依赖他者的判断,是不需要有所作为的。在这样一个社会:个人被强加了某种判断逻辑,并被迫按照这样的逻辑行事,独立才有积极的意义。越是被强权压制的社会,独立才越有社会历史价值;在开放自由的社会,独立仅是一种常态,成为个体最优创造的基础。东欧的萨米亚特随笔,也正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具体现实——极权与暴力,才有积极的意义。在这些随笔中,你很难见到超越性的思考。但是,字里行间所蕴含的那种对独立的坚守,那种包含着反抗与挣扎的坚守,那种对理想中的自由状态的不懈追求,是动人的,让人刻骨铭心于人性的力量所爆发出来的绚烂火花。

当然,开阔的不受禁的社会生活,永远只是一个理想型的社会模型,是我们用理性设计出来的。只能无限接近之,而不能全然达之。所以,在任何时代,对现存限制的突破,以及突破的方式与产生的理念,对后一个时代来讲,都是一种有意义的精神遗产。东欧经历了纳粹极权和GC主义极权,此二种国家体制,都以强硬而非人性的社会限制为标志。经历了极权痛楚的东欧知识分子,在突破限制追求自己的路途上,为后人留下很多可供分享的经验和思考结果。

哈维尔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说,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够接受和谎言生活在一起。远处的谎言是不可怕的,因为它们的存在与个体的存在并不发生尖锐的冲突。对谎言的容忍程度的大小,往往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和开放程度。而极权社会,是最能藏纳谎言的社会,它以强权的力量,推动官方意识形态的扩展,限定思想的范畴与判断的方式,以此塑定人的行事方式。

但是,社会对谎言的容忍度,与单个的人对谎言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。前者,是个人与体制的相处方式,后者属于个人的精神生活。东欧在二战时期,被纳粹极权所笼罩,非正义的国家体制,要求每个人,都必须符合统治者的意愿来生活。个体被淹没在集体之中,而集体被禁闭在极权之下。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,更是用一个巨大的谎言来获得人们表面的认可。人们自愿被谎言俘获,无他,只因求生之本能。

苏联红军将东欧国家从纳粹的极权之下解放出来。但是,这种解放不是善战胜了恶,不是正义与真理战胜了邪恶。见证了这两种极权的伊凡•克里玛说,不是善与恶在作斗争,而是两种不同的恶,为了控制世界而斗争。东欧的萨米亚特作品,很多诞生于GC主义极权时期,即二战以后至苏联解体前那一段时间。GC主义极权,是结合了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于一体的政权,它要求人们承认官方制造的各种意识形态,并且,要求人们接受官方的价值判断,有人将其称为伪宗教。

这段时间,也被称为“面包时代”,即人们为了生存,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下,主动承认各种政治谎言。哈维尔由此提出,生活在真实中,即是对此种极权的反抗。他的逻辑是,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精神生活出发,都不容忍谎言在生活中的存在,那么谎言在社会中也就不会存在。

在中国,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,在人们普遍接受谎言、容忍谎言的时候,单个的人若拒绝谎言便会遭来灭顶之灾。在相类似的生存情境下,索尔仁尼琴的着名言论:“一句真话的分量,比一个世界还重”,才震撼人心。但是,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,他所说的世界,是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,是一个逼近极限的、荒谬的世界。他的这种判断,是偏执的。

确实,在接连遭遇两种现代极权的东欧,偏执是必然的。我们看东欧萨米亚特知识分子的作品时,能明显感觉到,他们对真相的执着追求,对虚伪与谄媚的激烈批判。而在这执着于激烈背后,透露给人的信息是,接近真相是艰难的,陷于虚伪与谄媚是极为容易的。他们对人性与道德的态度有一种理解的困境,一方面,对其失望,一方面又寄以希望。

法国思想家莱涅尔•瓦拉斯汀在《欧洲精神》一书中,描述分析米沃什、扬•帕托什卡和伊斯特万•必波的思考理路与思想理念,注重的恰是他们对道德的积极态度,而少有对上述困境的分析。而其实,东欧知识分子身上所拥有的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,正是在于他们对这个困境的超越。

1977年,扬•帕托什卡写下《何谓齐齐县长》,解释说,我们今天的行为动机,是尊重人内在里最高的东西,尊重对义务和共同福祉的理解,尊重对需要承担责任的理解,哪怕是承受某些不幸、误解和某种误解。相类似的理念,米沃什以较为柔和的方式表达:我的信仰始终如此,一个社会一个文明,只有通过在这个或那个人身上选取善的种子的积聚,才能延续。

东欧知识分子对社会秩序的关注,建立在良知与责任之上,因此,把建立一个正义、人性的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道德力量、精神力量上,而不言及更为理性的法治、市场等。8nine事件之后,国家体制的急速转型,带来经济发展与法律建设的危机,大家才开始注重法治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。

如果一种思想,只是出于对周遭世界的某种抗争性的反馈,那么,这种思想受到的限制其实是很大的。极权下的自由思想、非正义下的正义理论、暴力下的人性诠释,它们都是受限的,逻辑理路带有特殊的令人同情的缺陷。东欧萨米亚特随笔,所体现的此种缺陷更甚,让人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悲情,以及,对更完整的理性的渴求。也许,这些作品的意义正在这里,真诚坦率地展露缺陷,鞭策人去寻找更优更健全的理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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